
“卷”法不同的“好孩子”
来自全球儿童用品行业领军者的样本观察
工人在江苏昆山好孩子婴儿车总装厂装配线上工作。新华社(薛宏宇摄)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刘荒 李坤晟
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之首的江苏昆山,有这样一家“奇葩”的企业——
创始人宋郑还立志“做世界上没有的产品”,又信奉“自己打倒自己”的迭代哲学;欧盟对儿童用品有害物质管控不过50多种,他们却自行扩大6倍之多;即便企业标准已超越欧美,仍坚持将用户“极致体验”、消费者“意外惊喜”等难以量化的个人感受,列入标准之中……
在行业“内卷”严重的今天,如此“偏执”难免招致质疑。
然而,好孩子集团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好孩子”)却用36年的专注坚守,将一家昔日濒临破产的校办工厂,塑造成为占据全球三分之一童车市场的行业标杆,堪称“卷”出来的“好孩子”。
“好孩子”成功的背后,“卷”法截然不同——不向内卷向外卷,不卷价格卷标准,不卷同行卷自己。
这个持续追求品质的标准跃升故事,早已被哈佛商学院收录为经典案例,生动地诠释了“三流企业做产品,二流企业做品牌,一流企业做标准”的商业进化论。
2024年,“好孩子”毛利率突破51%,盈利能力领跑全行业。这份亮眼的成绩单,正是对其“标准制胜”理念的最佳回报。
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浪潮中,这个从中国乡镇走向世界舞台的“优等生”,究竟靠什么样的标准创新赢得市场?背后的成功密码又是什么?
“把产品折腾到极致”
1988年,昆山市陆家镇中学副校长宋郑还接到一纸调令,成为校办工厂厂长。
当时,这家小工厂因投资微波炉失败,濒临破产,并背负高达100多万元的债务,其中包括从教师们手中募集的18万元。
上级领导对他的要求并不高,只是“尽量撑下去,再拖上一两年”。为渡过难关,宋郑还放下读书人的清高,硬着头皮到上海“跑街”寻找业务机会。
从工厂门卫、车间主任到厂长,为了方便与各类客户打交道,他随身准备三种不同档次的香烟。
“那时候,产品质量不过关,维持业务关系只能靠送礼”,宋郑还回忆,这种煎熬让他夜不能寐。
小时候,出生于中医世家的母亲经常告诫他:“一个人要靠24根肋骨和10个手指头站着。肋骨是要堂堂正正,手指头是要去干活。”
他下定决心,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。
一次偶然的机会,他接触到了婴儿车,将其作为拯救工厂的救命稻草。但在经历客户包销承诺落空后,宋郑还被彻底逼到了墙角。
幸运的是,他从一本杂志的摇椅图片上获得灵感,发明了集“推、摇、坐、躺”四种功能于一体的“成长型婴儿车”。
在一次展会上,这项发明的专利转让价格,竟被炒到15万元。宋郑还敏感地意识到,“别人愿意出如此高价,背后一定隐藏着巨大的市场前景。”
出于对未来的预期,他坚决拒绝了诱人的专利出售方案,决定自己生产。
1989年,他从银行及学生家长手里凑来20万元启动资金,开始生产“好孩子”童车。
当年,新款童车一炮走红,迅速获得市场认可。
然而,好景不长,市场上很快涌现出大量仿冒者,售价只有“好孩子”童车的三分之一。一家外地企业扬言,“三年之内灭掉‘好孩子’”。
危急关头,宋郑还再次做出了令人惊讶的决定:“我们只有一个出路,必须‘自己打倒自己’!”他决定加速产品创新,让模仿者永远跟在身后。
除此之外,是对产品质量最朴实也最执着的追求。当时,童车行业尚无国家标准,“好孩子”制定了一条朴素的“标准”:结实、耐用、摔不坏。
宋郑还成为自家童车的第一位“破坏者”,亲手推动婴儿车去撞击石头墙,从二楼直接扔下去,用尽各种办法折腾,只为测试发现产品的薄弱之处。
正是这种“把产品折腾到极致”的精神,让“好孩子”逐渐赢得了消费者口碑。
为了将这种对质量承诺标准化,宋郑还特意在厂区里修建一条童车测试跑道,模拟各种真实路况。同时,规定所有新款童车必须在跑道上负重推行200公里,测试合格才能上市销售。
“当时就是简单觉得,我们产品要能用十年不坏。老话说就是‘新三年旧三年,缝缝补补又三年’,我就是想要这样的质量。”宋郑还笑着回忆说。
几十年来,测试跑道历经数次改造升级,产品测试标准已从200公里提升到至少375公里,相当于从江苏昆山推行到安徽合肥。
如今,从“好孩子”质检部门发展而来的亿科检测认证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亿科检测),配备了全球最先进的自动化仪器。这种原始笨拙的人工推行测试,却从未停止过。
亿科检测实验室运营总监陈必祥说,“机器测的仅是强度,而人工测试测的是用户真实体验,这是机器永远无法替代的。”
1991年冬天,一批价值十几万元的童车篷布,因缝制缺陷问题无法返工。宋郑还果断下令,将它们堆放在厂区大门口,当众焚毁。
他虽未说一句重话,但熊熊烈火在告诉每一位员工:质量绝不能有丝毫妥协,在每个人心中牢牢树立起“质量第一”的信念。
今天,那条简朴的旧跑道,默默地蜷伏在厂区角落,无声见证着“好孩子”从最初“摸索标准”,到后来“定义标准”的传奇历程。
从“借船”出海到跨界“取经”
1993年,“好孩子”产值首次突破亿元大关,成为国内童车行业的传奇。然而,一位德国客商参观完工厂留下的话,却给宋郑还沉重一击:“婴儿车不是这样制造的。”
“原来我最引以为傲的产品,在别人眼里竟一文不值!”宋郑还意识到与国际同行的差距,下定决心走出国门:“做不了世界名牌,就称不上真正的中国第一!”
初访日本后,他倍感震撼:“走进日本的工厂才恍然大悟,我们还是手工作坊,人家早已实现半自动化流水线。从品质到工艺的差距之大,实在难以想象。”
经历冲击与反思,宋郑还将目标转向市场庞大、需求多元的美国。
1994年,“好孩子”在纽约成立第一家海外公司,迈出了全球化的关键一步。
一次,宋郑还在荷兰出差期间,偶然发现一对年轻夫妇不停地用婴儿推车轻撞台阶,试图通过这种颠簸感,安慰哭闹不止的婴儿。
这个场景令他灵感闪现,很快便研发出能自动摆动的摇篮式婴儿车,并设计两种节奏模式:“爸爸摇”摆动较大,“妈妈摇”则平缓温柔。
产品推出后广受赞誉,可一听说是中国品牌,海外买家就犹豫止步:“我们能接受中国制造,但不能接受中国品牌。”
一时间,品牌壁垒成为“好孩子”进军全球市场的最大阻碍。宋郑还意识到,让人接受“中国品牌”的价值和品质标准,必须跨越障碍。
为突破困境,他创造性提出“自主产品制造”(OPM)新模式:产品研发设计、生产制造均由“好孩子”负责,只贴上美国第二大婴童公司COSCO的品牌销售。
短短两年内,“好孩子”生产的童车就跃升至美国销量第一。
但进入美国市场,就意味着必须接受国外极为严格的安全标准与召回风险。“一次召回至少损失800万美元,这对我们将是灭顶之灾!”亿科检测董事长竺云龙回忆。
今年71岁的蒋玉明,曾任童车事业部经理,至今仍记得当年的胆战心惊:“为了完成国外订单,大家连轴转抢工期,集团生产总经理亲眼看到产品如期装进集装箱,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。我心里却揪着呢,万一产品在美国出现质量问题,后果不堪设想!”
在国内标准体系缺失的背景下,宋郑还开始将目光投向了以安全标准严苛著称的玩具产业,决定跨界学习。
1998年,“好孩子”决定,派中层以上干部分批前往东莞广达玩具公司——一家以高标准、高品质管理出名的港资玩具大厂取经,短则三周,长则十三个月,学习严格的质量控制与现代化管理的整套体系。
此举在公司内部引起很大反响,大家开玩笑说,“土八路要正规化了”。
这场轰轰烈烈的“思想换血”,使“好孩子”彻底摆脱了原来先直接开模、有问题再重来的野蛮生长方式,建立起严谨而系统的产品开发流程。
每位学员在广达毕业前,都须提交详细报告,规划如何将先进理念落实到本职岗位上,经审核通过才能“毕业”。
此后,产品上市虽看似减速,但市场正面反馈却更快,企业国际市场竞争力大幅提升。
为了进入要求更加苛刻的日本市场,“好孩子”又启动了称为“和风计划”的管理变革,聘请以挑剔著称的日本质量专家全程主导制定标准、培训员工。
他们在布套厂专门设立了“和风专线”,并创新推出“弹力队员”岗位——在每10名一线工人中,设置1名经验丰富、技术娴熟的“弹力队员”。哪里有问题,就迅速奔赴指导,带动了团队整体技能大幅提升。
经过三年打磨,“和风专线”的一次流通合格率高达99.07%,明显高于其他生产线的95.73%。同时,员工流失率不到其它生产线一半。
“和风计划”的成功不仅体现在质量的飞跃,更在效率、人才稳定及凝聚力多个层面全面进步。
量化客户“体验”进军“零伤害”
2019年9月,布鲁塞尔,好孩子集团生产的一款童车荣获首届“欧盟产品安全奖”。这一特殊奖项,仅颁发给产品安全标准“超越欧盟法规”的企业。
“超越”,正是“好孩子”二十年来推进标准升级的核心关键词。
“孩子是什么东西都可能往嘴里放的,我们的标准必须考虑这样的极端场景”,宋郑还谈起企业标准时,眼神里充满自信,“比如,一个小孩把车上的某个材料放进嘴里舔,出了问题怎么办?所以,我们对300多种有毒有害物质进行严格管控,全球最严格的欧盟婴童产品法规仅约束50多种,中国国家标准仅18种。”
亿科检测的实验室里,我们清晰感受到这种“超越”的底气。这里的设备投入超2亿元,拥有精度达十亿分之一(PPB)的尖端化学检测设备,不仅可测试所有儿童用品,还扩展到了汽车、电子、纺织等领域。
“亿科三分之二业务来自集团外部,不少来自我们的竞争对手,因为在这里检测合格后能直接进入欧美市场。”竺云龙自豪地说。
当企业内控标准早已远超国际法规时,“好孩子”开始思索更高目标,尤其在自主品牌进入全球市场后,它必须面对一个更深层次的课题:如何精准量化客户“体验”?
“品牌发展到高阶段后,消费者期待的就不仅仅是功能,而是综合体验——产品好不好用、颜值高不高、触感是否顺滑?”竺云龙认为,“体验原本难以量化,但我们提出了‘3F标准’。”即Fit(匹配)、Feel(感觉)、Finish(外观),将用户关心的各项指标尽可能数据化。从各种部件的缝隙配合、锁定声清脆度,到触摸时材料的细腻感、整体车身刚性,都有明确而严谨的评价体系。”
如果说3F标准体现了对“美”和“好”的极致追求,在儿童汽车安全座椅领域,“好孩子”的目标则是安全的终极理想——“零伤害”。
宋郑还经常强调说,“婴儿车公司再大也是小公司,而安全座椅公司再小也是大公司。”言语中,道出了安全座椅对孩童生命安全的极端重要性。
“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儿童乘车‘零伤害’的远期目标,‘好孩子’将其作为自己的中期目标。”宋郑还说。
全球汽车碰撞测试标准,普遍设定在50km/h,德国ADAC严苛测评也不过74km/h,而“好孩子”为了实现儿童安全座椅“零伤害”,决定挑战80km/h高速碰撞极限。
“别小看提速几公里,它带来的技术难度却是几何倍增。”竺云龙解释,“高速碰撞时,儿童身体需要精准控制位移,同时避免过大冲击力,难度可想而知。”
团队从吸能材料、机械结构入手,经过50个月、上亿元投入和数万次模拟碰撞实验,采集TB级数据,最终从美国NASA返回舱缓冲技术中借鉴灵感,采用蜂窝铝材料实现技术突破。
当样品需要实车对撞测试时,国内检测中心都因设备限制与风险太高而拒绝。最终,“好孩子”承诺为价值约30万美元的测试假人购买高额保险,并提供部分自备假人后才成功实施测试。
试验成功了。“好孩子”不仅技术突破,更推动行业安全标准大幅提升。
他们经常收到全球用户感谢信,讲述在严重车祸中,大人受伤,但孩子因“好孩子”的安全座椅而安然无恙。
“看到这样的信,会觉得自己真的做了一件好事。”竺云龙感慨道。
建立全球行业“知识枢纽”
如今,国际标准化组织儿童乘用车技术委员会(ISO/TC310)的秘书处就设在昆山的好孩子集团总部,竺云龙担任该委员会轮值主席。这意味着“好孩子”从标准的遵守者、超越者,历史性地成为全球标准制定者。
这条道路同样并非坦途。中国是全球最大童车制造国,产量超全球六成,但缺乏统一国际标准,各国技术壁垒林立,使企业成本高昂,也时常造成安全事故。
“好孩子”产品出口90多个国家和地区,也迫切希望推动统一标准。
2012年,时任ISO副主席伊丽莎白到访“好孩子”,被其领先的研发与测试能力震撼,诚挚邀请:“在儿童用品领域,你们才是真正领头羊,希望积极加入国际标准化工作。”
“好孩子”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支持下提出申请,却遭欧洲代表质疑。他们认为,一个来自“标准洼地”的中国企业,凭什么牵头制定国际标准?
经过4年艰难沟通,2016年,“好孩子”最终被批准与法国AFNOR共同承担ISO/PC310秘书处。
2018年1月,“好孩子”抓住第二次全球专家会议在上海召开的机会,邀请所有专家参观其昆山总部。
“技术人员的共性是,只要你真正出色,他就会从心底信任服气。”竺云龙回忆说。
这次考察彻底打消专家疑虑,他们见证了“好孩子”在标准与技术上的领先和“偏执”。
2020年,法方主席退休后,竺云龙被任命为委员会唯一主席。同年12月15日,全球首个童车国际标准ISO31110发布。2021年,该组织升级为权力更大的ISO/TC310技术委员会,竺云龙继续担任轮值主席。
担任主席最关键职责是促成共识。一场有关动态耐久测试的讨论中,中方主张36000循环即可,欧洲专家坚持72000循环。
竺云龙在斡旋时指出:“欧洲专家有道理,以石头路居多的欧洲路况更险恶。但国际标准不能只考虑欧洲或中国,而要面向全球所有孩子,即使落后地区崎岖不平的土路,也必须保护每个孩子的安全。”
最终,专家们在科学分析和全球视野下,达成了更加普适的高标准。
目前,ISO/TC310技术委员会成立了4个工作组,负责包括所有儿童用品的通用要求相关的标准在内的多项标准制定。
“现在的‘好孩子’已成为全球儿童用品行业知识枢纽,所有关于产品、安全和技术的前沿知识,都在这里汇聚、碰撞与升华。”竺云龙说。
从最初工厂跑道上的土标准,到虚心学习的行业标准,再到超越一切的内部标准,直至主导制定国际标准——“好孩子”用36年完成了一场标准化蜕变。
这背后展现的,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功,更是中国企业以品质赢尊敬、以标准赢未来的时代姿态。